采访时间：2019年6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国再保险展厅

人物小传

　　刘恩正，1941年10月出生，1964年从山东财经学院毕业到人民银行总行所属的保险公司（属于总行一局级单位，对外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事再保险工作，文革期间作为“9人小组”成员，延续新中国保险业命脉。曾任人保再保处副处长、首任驻伦敦联络处主任、农村业务部总经理、再保部总经理；1996年起任中保再保险党组成员、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99年任中国再保险总稽核，2003年退休。曾获国家科学进步奖、国务院特殊津贴，入选国家人才辞典。

壮志未酬半路转  初识再保一生缘

　　问：您大学读的什么专业？后来怎么与再保险结缘的？

　　刘恩正：我与保险结缘有一定的偶然性。我高中从山东潍坊一中毕业，考入山东工学院金属腐蚀与防腐专业，在当时来说是国家迫切需要的一个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只有十五个人。

　　但因为1960年考进大学以后，国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该专业已无能力继续办下去，同时为了加强经济工作的需要，就把我们整个系的学生全部转到了山东财经学院，就是现在的山东财经大学。转入这个学校时我的心情不是很愉快，当时认为经济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光我有这个思想，大部分同学都有。后来一学习才发现，经济工作确实了不得，而且当时教我们的几个老师讲得特别好。

　　毕业以后，国家对我们这批人确实非常重视，一共有三十多个人分配到北京，其中有十六个人分配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我分配到总行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当年设有办公室、业务处、再保处、海外机构管理与会计处，我有幸被分配到了再保险处。当时领导对我们非常器重，但自己也有很多的弱点，没有学过保险，也没有学过英文，又要从头再来，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再保险生涯。

1964年毕业于山东财经学院

　　我清楚记得，我是1964年8月20号那天踏上了驶往北京的火车，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局的同志把我们一行人接到位于西交民巷总行的大门口，当时西交民巷南侧立着一栋二层的小楼，门口有三块牌子，分别写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中国保险公司总管理处”和“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正式分配工作时，就到了这个楼的一层，就是当时的保险公司。

　　我报到后，先搞了八个月的“四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接触到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丁冬放，还有办公厅副主任韩雷、计划局的处长王兰，这当时都是总行鼎鼎有名的高层人物，受到了他们很多的教育。

扶大厦于将倾 挽狂澜于既倒

　　问：文革期间，国内业务停办，仅保留部分海外业务，您作为“9人小组”成员，介绍下“9人小组”的成立背景，承担了什么使命？

　　刘恩正：“9人小组”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阶段成立的，当时有些群众觉得办再保险付出的保费多，拿回来赔款少，因此提出停办保险。这个意见被领导军代表采纳，并写了一个简报，报到国务院斗批改的信息。当时国家机关、银行都在精简机构，有一次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大会，总理亲自出席，把银行和财政部合处办公，成立了财政业务组、银行业务组。银行业务组又设立了国内业务组、国际业务组。国际业务组又设银行业务组、保险业务组，“9人小组”由此诞生，成员是：组长姜云亭，副组长于葆忠、徐文智，成员有王仲石、王淑梅、徐振彬、丛泽滋、刘薇、刘恩正。实际上还有三个同志：一个就是周庆瑞，当时因为具体工作需要，他留在业务班子里；第二个就是罗烈先，她负责英文翻译；还有李桂清，她是从贸促会回来的。

　　“9人小组”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收摊，就是不办理新业务；还有一个是守摊，就是在这守着，不能停业。小组成立以后，不止一次发生了外贸部进口的铂金丢失事件。事情发生后，周总理明确指出保险今后要继续办下去。

关于保险业务组一些情况的回忆

　　“9人小组”的工作很多，要挖防空洞、备战、拉练、学习，办业务的时间不多。当时大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其中有一篇叫《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文中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以后，首先要扣除消耗掉的物质资料以及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第二，要扣除用于预防自然灾害保险事故进行补偿的一部分保险基金；剩下以后才是不折不扣分给广大劳动人民的。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保险费的支出是社会再生产成本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9人小组”是6月初成立的，6月20号左右，总理发现了铂金丢失事件，提出保险不能停，要继续办下去，于是分保又继续了下去，也就是一二十天的事。

　　到中保集团分家时，“9人小组”当中，归属到中再的有三个人：于葆忠、王仲石和我。如果加上协助“9人小组”的三位同事，12个人中，周庆瑞和李桂清也退到中再，五个人归属到中再集团。

护航国内经济建设 搭建国际交流桥梁

　　问：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经济恢复期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刘恩正：再保险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大的事故的时候，通过分保摊回一些赔款来，解决我们保险公司乃至国家外汇的燃眉之急。

　　保险行业有一句老话，“中国的保险事业是靠两轮起家的”，两轮就是“海后轮”和“跃进轮”。1950年，海后轮载着进口货物从马六甲海峡经过台湾海峡向北方驶来，那时两岸关系还相当紧张，蒋介石集团就把这船劫走了。我们承保了这艘船上的货物，就需要付赔款。好在通过再保险，从国际市场上摊回了106万英镑的赔款。当时，一个英镑能换十元人民币，对于建国初期的我国来说是一笔大数字。

　　跃进轮是我国江南造船厂自行设计的第一艘万吨巨轮，1963年它装满中国的货物驶向日本首航途中沉没。当时我还在学校里，从新闻广播中听到新华社报道，船沉没了，心情很悲伤。调查后得出结果是触礁沉没，我们通过分保摊回来104万英镑，及时支付给了被保险人。

　　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恢复过程中，再保险起到了哪些促进作用？

　　刘恩正：1968年保险费的收入是761万，因为处在快停运的状态，到了1969年，保险公司就是“9人小组”和各个分公司得到的利润就达1508万。到了1970年，利润是2207万。1974年，时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耿道明在小组会上说：“我们1973年保险公司的利润是4000万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新建的北京饭店”。那个时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也就500个人，500个人一年赚4000万的利润，非常可观。由于我们做了分保，积极发展国外业务，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国家外汇紧张，当时财政部给保险公司一个特殊政策叫创汇奖，根据所创外汇数额发放奖金，当时保险公司都能拿创汇奖，和我们再保险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问：作为再保险业的老前辈，您给我们讲讲再保险在国际交流方面起到哪些作用？

　　刘恩正：新中国的再保险，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它就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精神出现在国际再保险市场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再保险事业绝非如此。罗北辰是旧中国民族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他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列举了当时民族保险公司的状况：中国民族保险业资金薄弱，技术落后，完全控制在外国保险公司手里。

　　再保险还是我们对外联系的重要渠道、桥梁。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以后，这个席位一直被蒋介石集团占据着。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席位，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阿尔巴尼亚的再保险全都是我们接受；在1971或1972年左右，阿尔及利亚的分保受到过英国保险市场的阻挠，只能跑到中国来找我们，我们派出的专家组去和他们商谈，全部接受了他们国家的分保。

2000年出访伦敦的保险公司

　　在美越战争时期，美军对越南进行海上布雷，沿海各重要港口被美军水雷封锁后，船只进、出港及航行非常艰难。当初伦敦开价，一艘船从公海到海防港，收费很高，他们的再保险也是我们承担下来的，有力地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

成功=拼搏+智慧

　　问：您在中再奋斗几十年，一定积累了丰富的再保险业务经验，能给我们分享几条吗？

　　刘恩正：我认为做好工作不仅靠拼搏，更重要的还要靠智慧。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有一些事情你花了很多的时间，不一定会达到你期待的效果，所以要智取。再保险是一项知识性、经验性很强的工作。所谓知识性，就是说从事再保险的工作人员，首先要熟练运用英语；其次，要掌握业务相关知识，例如保险条款、保险费率的拟定；第三，由于要和其他国家打交道，需要了解各个国家的特点、经济状况，要了解这个公司的背景和相关人员的背景等。一方面，分出业务一定要选择那些资信可靠、讲信用的公司；另一方面，接受业务也要选择作风稳健、信得过的公司。

2001年出席青海省中国再保险希望小学竣工典礼

　　问：作为中再的老领导，您对集团发展和新一代中再人有怎样的期待和寄语？

　　刘恩正：中再集团根深叶茂，前途辉煌。根深是指1949年10月20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那个时候再保险也同时就诞生了。到了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体制改革，变成集团公司，形成中保财险公司、中保寿险公司、中保再保险公司。从那时起，再保险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出现，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叶茂是说现在中再集团是一个很庞大的集团性公司，下面有几家子公司，几万员工，前途辉煌。

　　喜看最近几年，中再集团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决策，在中投公司的领导下，在理论研究和战略布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业务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经济效益大幅提高，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经营管理不断进步和提高，取得了多项荣誉。我祝愿中再集团全体员工在公司领导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再创辉煌，让"中再"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